广州人关不掉的收音机故事七则

2012-03-13 01:11:04   安键论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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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物质充裕、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广泛的今天,收音机对于市民来说早已是一种几近唾手可得的普通消费品。然而,你有没有想到,收音机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却是老百姓的理想消费品,买一台收音机几乎成为老百姓们最昂贵的消费行为。在物质贫乏的当日,家里有一台收音机已经相当“巴闭”(粤语:厉害)。
围着十斤重收音机听冼碧莹讲匹诺曹

家住广州东山区的“老广州”杨叔到今日仍对收音机有着深厚的感情。杨叔1970年家沿江三路。即现7号路总站对面一大院内。整个大院100多户也只有几户人家有收音机。那个时候,并没有什么娱乐,几兄弟姐妹常常留在家里玩耍,只要一听到邻居开收音机,就不约而同地扒在窗台旁竖起耳朵收听,杨叔说他小时候最爱听冼碧莹阿姨讲《匹诺曹》的故事,冼阿姨说匹诺曹每次“讲大话”鼻子就会变长,最后鼻子几乎长到地上。我们当时都信以为真,不敢“讲大话”了。

一部红灯牌两个人工资

据说上世纪60年代,上海出产的“红灯牌”收音机是最好的收音机品牌,一般人要拥有一台“红灯牌”收音机就得付出40多元,也就相当于父母一个月的工资总和了!杨叔说,直到1974年,家里好不容易才凑够钱买了一台重达五六公斤的收音机,当时让邻居和亲戚羡慕不已。他还记得,爸爸一买收音机回来,就立马把它放在大厅最显眼的位置上,姐姐还专门刺绣一块漂亮的布来装饰及避免收音机的封尘。更有趣的是,每次他们兄弟打架,爸爸一定会首先把收音机抱起来放进房间里,防止这几个“百厌星”(粤语:捣蛋鬼)在打架时不小心把收音机摔坏。

万人空巷听古仔为听楷叔唔食饭

另一位“老广州”林先生,虽然现在已是一间知名公司的经理,但他仍然十分怀念小时候那段“匆匆忙忙从学校跑回家听古仔”的日子。林先生说:“楷叔(张悦楷,己故)就是这样神奇的一个人,单凭他的一张嘴,却可以把故事里描述的男女老少、各种声响都讲到出神入化,每个角色都被描述得栩栩如生,活灵活现。一到讲古仔的时候,街上几乎没什么人——大家都回家听故事去了。令林先生最难忘的是楷叔讲《杨家将》讲到“潘仁美与杨家将之间的案件”这几节,情节迂回曲折,相当吸引。中午12时学生们一放学就急着往家里跑,不少人还边跑边喊:“楷叔唔好讲住啊!等我返到屋企至讲!(粤语:回家再说)”然后一到家,饭也顾不上吃,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,调频到讲古台听楷叔讲古仔。
其实,听楷叔讲古已成为近20年来大部分广东人生活的一大组成部分,时至今日,仍有不少广播电台在转播楷叔生前讲过的“古仔”,而楷叔“原文再续,书接上一回”的经典开场白仍让不少人津津乐道。

70年代,少了收音机,娶不到老婆

“现在广州流行买房买车,我们那个时候连电视都很少见,大家中意的是“三转一响”,就是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和收音机。”家住荔湾区的何先生谈及往事,兴奋不已。
何先生已近50岁,自己家里开了一家电器修理行,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说起他和收音机的故事,何先生直说要感激自己的老婆。
1973年,何先生才20岁,在那个上山下乡的年代,何先生也作为知青来到清远劳动,在这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张女士。1975年通过关系何先生和女友先后回到了广州,他们决定结婚。但是,此时的何先生一无所有,别说“三转一响”,就连基本的家具都买不起。他觉得自己都不能养活家人,又怎谈成家呢。
这个时候,张女士发现那时广州修理收音机很有前途,而且维修设备通常只需一个“辣鸡”(电烙铁)。因为当时的收音机块头很大,使用的是交流电,没有完整的外壳,不是封闭式的,蟑螂、老鼠常常会咬坏收音机,所以收音机修理成了当时热门行业。何先生就这样在女友的鼓励下走上了学修收音机的道路,这一学就成了自己的饭碗。从修“辣鸡”到修电视以及各种的家电,何先生就这样和收音机结下了不解之缘,他也成为广州最早从事修理的个体户之一。何先生还笑称,他当时成家的“资本”都是从修理收音机那里积累起来的。何先生为了感激老婆对他的激励,结婚后三年,他送了一台“红灯牌”收音机给张女士。至今,这台“红灯牌”收音机虽然已经过何先生的多次修理,但接收仍很清晰,所以家里的电器虽然已经过数次更新换代,但他们却始终舍不得换掉这台古老的收音机,继续用它来品味着他们的故事。

80年代,全城听楷叔,救活一间厂

由于收音机的风靡,一家小厂竟奇迹般地风生水起。提起那段尘封的往事,已过古稀之年的李阿婆一下子来了精神。
1982年,当时阿婆才过50岁,还在越秀区法政路附近一家街道办的、集体所有制的有机玻璃制品厂工作。由于当时生产收音机正成为一种时尚,生产收音机有机玻璃外壳的市场已经达到严重饱和,这个集体所有制的工厂生产的有机玻璃外壳卖不出去,剩余了一大批积压品。李阿婆的工厂效益不好。李阿婆回忆道:“当时生手工(初入行者)月薪32元,熟手工(熟练工人)38元。”
这时一个奇迹发生了。广东电台的一个讲古节目响彻大街小巷,人们已不满足于只拥有在家里的一台收音机,人们纷纷多买一台在上班路上听,收音机也跟着“俏”了起来。
20多年前,几乎每个广东人都知道电台里有个专门讲古,而且可以讲古讲到出神入化的楷叔。每天中午12:30~1:00和下午6:30~7:00的时候,在大街小巷上走路的人手里也捏着一个收音机,因为那时候就是楷叔讲古的时间。张悦楷讲杨家将,讲三国演义,大伙都特别爱听。李阿婆至今还记得楷叔的精彩台词,“原文续,书接上一回,上回讲到……”但是阿婆感激楷叔不仅仅是因为他为自己带来了莫大的快乐,更因为是楷叔令工厂风生水起。
“千万别以为我是在说笑话,”阿婆认真地说。尽管事情已经过了20年,可阿婆说起来就像昨天发生似的。那时,楷叔的讲古风靡广州,收音机自然成了抢手货,各个收音机的生产厂家都拼命地生产收音机,作为收音机前壳的有机玻璃自然也就有了市场,很快李阿婆所在的小厂就生机勃勃。李阿婆说:那段时间每人多了几十元奖金,相当于工资一半,真是谢谢楷叔了。

90年代至今,性知识节目,学生大方听

时至今日,可能“零点1+1”已成为不少成年人获取性知识的主要渠道。不仅是中学生和大学生,30岁以下的人,在广州长大念书的,相信没有一个没听过这个节目。
去年大学毕业的小郁对记者说了一些有关“零点1+1”的小故事。记得第一次听“零点1+1”这个词语是读初一(1992年),当时“零点1+1”被同学喻为“儿童不宜”的节目,稍勇敢的同学也只敢说他是打开收音机后调频道时“不经意”才听到的。
初中时,要听“零点1+1”总得趁父母都入睡了才敢打开收音机听,而且要把声音调得尽可能低,后来有了耳机,总算可以听得清晰点。相信不少晚晚都准时11时就进房间“睡觉”的人十有八九说不定就是在秘密地收听“零点1+1”。
上了大学后,因为大学生都要通过英语四级考试,入学不久学校就每人发了一台收音机来收听英语广播。尽管这台收音机无论质量还是款式都不怎么样,但每晚在同学自修回来后就大派用场,听音乐、听新闻,当然少不了晚上11时收听“零点1+1”。我们广州的学生更是大力向外省的同学推广“零点1+1”,我们从来为他们翻译他们听不懂的词语都是乐此不疲的。到了大二,有些理论丰富的同学已不用收听了,干脆在晚上学习不是很紧张且临上床睡觉前时,在宿舍里自办“深夜成人电台”,一批同学做主持,一批同学做听众。“深夜成人电台”常常把隔壁宿舍的学生也吸引过来了,场面还相当大呢!

名嘴黄海:广东广播改革让收音机脱销

1985年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创办珠江经济电台,其风格独特的“珠江模式”更成为我国广播史上的一个里程牌。广东广播界的王牌节目主持人黄海(现任城市之声《创业版》主持人)从头到尾参与了1985年广播改革,也是我国广播办首批播音员。他向记者娓娓道出了不少收音机和广播的故事。

黄海说,他入行24年来,做得最为得意的节目是《农村天地》和《人在今晚夜》,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事莫过于能从头到尾参与中国广播界的改革。由于收音机的普及,珠江经济电台成立后至1992年间,电台到哪里办活动都是万人空巷的。尤其是珠江经济电台6周年台庆在广州、湛江、茂名等地办活动时那种人山人海的场面,黄海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,他笑称,当时8万人的大球场座无虚席,珠江两岸更是出现了两条长长的“人龙”,当年珠江台办评选“我最喜爱的节目主持人”活动,一下子就吸引了来信36万封,这可把邮局的工作人员忙坏了,不得不加班加点为电台拣信。
珠江台改革成功后,电台的听众空前增加,人们为了更方便地收听广播节目,纷纷购买便于携带的袖珍型收音机。1986年底到1987年初,更导致半导体袖珍收音机一度脱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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